电影传递主流价值观的“坎儿”怎么解决?“把艺术元素和宣传要求结合起来，分寸拿捏得很好”。

　　2012年元旦刚过，导演尹力在片场接到中影股份董事长韩三平的电话。电话里，韩三平希望他能暂停手头的商业大片，接拍一部“组织部长的电影”。

　　组织部长来自基层，是名典型人物：四川省达州万源市委组织部长李林森，1969年生人，2011年因肝癌去世，被追授“全国优秀组织工作干部”称号，列为争先创优活动学习对象。

　　“一个命题作文，但我们努力回归电影本身。”8个月后，坐在中影一间狭小的会议室里，尹力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我觉得观众会被电影感动。”

　　回归电影的努力，包括为之聚拢起一流演创阵容。“需要协调不少商业合同和利益，”中影一名高层透露，影片创作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中央领导高度关注。

　　2012年8月最后一天，主人公去世一周年后，这部名为《雨中的树》的电影如期完成最后制作。“是中宣部和广电总局联合推荐的迎接十八大重点电影，”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说。

“网络上没有好干部，现实中有”

　　在此之前，尹力拍过几部主旋律电影，《张思德》《云水谣》《铁人》，反响不俗。但拍基层官员的现实题材是头一遭。

　　“最难拍的一点是，刚刚故去的这个人，上级、同事、亲属都在，每个方面对电影的诉求都不一样。”尹力说。

　　他一度困惑于如何表达“组织部长是干什么的、应该干什么”。“观众看的是电影，电影要有基本元素，比如核心事件、起承转合，等等。这样的电影恰恰没有什么悬念、没有什么反面角色、不能人为制造很多矛盾。看似没事，还要让观众坐得住。”

　　大年初十，尹力和编剧刘恒跑到四川万源，采访了差不多一百个人。“网络上传来传去的都是坏干部，没有好人，但现实中有”，尹力发现，要想拍出活生生的人物，最好的办法是还原他对其他干部、对普通老百姓的态度。

　　电影为此设置了三个干部角色“配戏”。一个是在偏远山区呆了15年的乡干部，老实肯干却一直没被提拔;一个是连任数十年的老村支书，有能力却看不上眼界更开阔的年轻干部;一个是曾经也有抱负作为的乡长，如今濒临堕落边缘，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

　　“非常有典型性，”国家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王人殷认为，尤其最后一个乡干部形象，不去拔高当前一部分基层干部的真实状态，“以前很少有这样来表现的”。

　　“真善美，首先要把最基本的‘真’的门槛迈过去。”尹力在电影开篇打出一行致辞：谨以此片献给所有平凡而卓越的人。“电影人物的一些品质，可能我们身边的人甚至我们自己身上也有，每个人都有那么一点闪光的东西，我们凝练在一个人物身上，希望在某一点上跟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产生碰撞。”

　　“演员在片场问怎么演，我回答：第一会说话，第二说人话，第三说人物的话”，尹力说。

“这个组织部长可以作教科书”

　　电影中，李林森拒绝了乡长“刘二奎”的贿赂，面对刘二奎醉酒后狂言“说大道理我比你强，有本事把心拿出来看看，难道就不是黑的”，李林森回答：“空气可以不干净，水可以不干净，但人不能。”

　　这是影片中最具张力的一刻。“表现出一种旗帜鲜明、活力四射的精神状态”，广电总局剧本规划策划中心原副主任高尔纯认为，电影人物这种无奈和坚持，最能引起观众共鸣。

　　“这样的题材太难写了，我设身处地替导演想象，故事基本没有大的冲突，他的上级都支持他，他的妻子、他的家人都坚定地站在他这一边。怎么去抓住观众?只有刻画人物的内心。”高尔纯说。

　　“谦和，隐忍，同情弱者，有悲悯之心”，尹力采访完李林森身边的人，形成这样的人物印象，但他在电影中“故意做了一些间离的感觉”。“在影片中这个人物，已经不是真实的那个人了，他成为一个艺术形象的存在。”

　　“在人物身上加上了某种理想化的东西”，高尔纯评价。

　　在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许柏林看来，电影展现的几件典型事件，写透了一个组织部长该怎么做，“这个组织部长可以作为我们国家组织部长的教科书”。

　　尹力说，现实题材怎样把握好“度”，一直是中国电影的软肋。这个人物塑造，既让他是个普通人，又能让观众觉得每个人都有干净的地方。“走在大街上干不干净是另一回事，但我希望在黑暗当中看电影的一个多小时里，人们能够被感动。”

中影副总经理张强认为，这部电影把艺术元素和宣传要求结合起来，分寸拿捏得很好，“这种拿捏说老实话，不是高手做不到”。

美国商业片都是“主旋律”

创作主旋律电影，尹力和刘恒已有金牌组合之誉。此前二人合作的数部影片，被业界认为一扫“高大全”的刻板风格，为“主旋律”注入清新之风。

　　“主旋律的概念更宽泛一些，”尹力希望为之正名：好莱坞商业大片，贯穿美国社会主流价值形态，其实也就是美国的一种主旋律电影;在国内，一提主旋律电影，大家不爱看，是因为没有做到三个尊重——尊重艺术规律，尊重创作规律，尊重生产规律。

　　他又对“英模片”表示担忧。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尹力连着几年在两会上“放炮”：许多地方，只要出一个英模，似乎就要拍一部电影，这是一个怪现象，成为官员政绩工程的一部分。这样的趋势，不会给电影带来更好的票房和社会影响。

　　“说来说去，都是老生常谈了。”尹力有时不愿多谈，却又忍不住，“报告、演讲和纪录片都非常感人，但是一拍成电影，反倒不怎么感人了。拍完片子，存在库里，作品的影响力甚微。”

　　他的意见得到不少电影人认同。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章柏青说，英模题材电影近年来出了一些好片，但烂片更多，许多根本就上不了院线。“如果英模题材只有一个类型，只是描述一遍模范事件，这样的影片肯定没有人看。”

　　中国电影出版社原总编辑李梦学说，现在甚至有的县里出了一个英模，也要拍成电影，但其实写一个报道或者拍一个纪录片就行了。

　　“肯定不是所有英模人物都适合拍成电影，但如果拍好了，电影的感染力很强，比报纸、报告会的效果更好。”张强说。

“美国电影铺天盖地而来，中国电影怎么办?”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陈旭光说，商业大片有商业大片的突围方式，小成本制作有小成本制作的突围方式，“英模题材或者主旋律题材这样一种非常独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类型片，它寻求借助艺术化和商业化双翼齐飞，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努力”。

 “商业片一样要承担社会责任”

一流阵容、精良制作、商业运营之后，主旋律电影的整体票房早已非昔日可比。

　　2004年的《张思德》票房八千万，2009年的《建国大业》票房突破4亿元。后者因群星汇集，被评论称为“主旋律商业大片”，不过也引发若干对“包场观影”的争议。

　　“一方面要解决电影传递主流价值观的问题，另一方面电影公司作为市场主体，投资要有回报，这是另一个‘坎儿’，我相信完全能够解决。”韩三平在一场电影研讨会上说。

　　对于前者，张强认为需要一段矫枉过正的过程，“短期内会有过分追求商业利益、追求票房或收视率的阶段，但随着社会发展，我们终究会找到社会责任感、道德价值感和使命感，政府和国企要扮演一个正面牵引的角色”。

　　“主旋律电影究竟是干什么的?”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仲呈祥说，它要关注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前行当中所需要呼唤的精神力量，所需要倡导的价值取向，最终“追求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在这个层面上，票房虽然不是衡量主旋律电影的最主要标杆，却不啻为一个可供主管部门和电影公司参照的信号。

　　对此，张强认为，政府是电影公司非常在意的一个市场，各级政府公务员、党员也是电影公司的服务主体，“即便在西方国家，政府采购也是一个巨大市场，所以我们不能狭隘理解票房，不能用简单商业电影的标准和规则来衡量它的价值”。

　　“比如，组织党员用一个下午观看这样一部电影，就此展开讨论，可以算是一种党组织活动，会很有意义”，张强说。

“这种电影不能单靠在电影院里卖票，要号召我们的各条战线的干部们都看一看”，仲呈祥说，“这并不违背经济规律”。

（文章来源：《瞭望新闻周刊》第40-41期 2012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