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受贿案一审开庭。刘铁男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中痛哭流涕地说：“我如果按照党的纪律严格要求，也不会犯法！”

　　回头细数，不少落马领导干部忏悔时都会提到，“如果组织早点提醒自己、处理自己，就不会在违纪违法的道路上走那么远。”这固然有贪腐分子为己开脱的成分，但也说明，从严管理干部还有不少需要改进和提升的空间。

　　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严治党，重在从严管理干部。如果干部队伍素质不高、作风不正，那党的建设是不可能搞好的。“严是爱、松是害”，管理干部就当以严的标准要求干部、以严的措施管理干部、以严的纪律约束干部，使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从严选任，防止“带病提拔”

　　10月22日，《广东省预防腐败条例（草案）》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官方网站上公开征求意见，草案规定，“裸官”不得担任有关领导职务，不得在重大涉密、安全、财政、金融监管、人事、财务等重要岗位、敏感岗位任职。此前，广东已对866名“裸官”进行了任职岗位集中调整，他们分别被采取了提前退休、调离重要岗位及自行辞职等方式处理，还有200多名干部在被查出“裸官”后选择了“迁回家人”。

　　广东对“裸官”的治理，是各地十八大以来对干部选用标准进一步从严的一个缩影。今年初新修订的《干部任用条例》，明确规定6种情形不得列为考察对象的新要求，把不符合好干部标准的干部挡在了提拔任用的门外。

　　此外，新《干部任用条例》还作出了“十不准”纪律要求，如不准超职数配备、超机构规格提拔领导干部，不准在工作调动、机构变动时，突击提拔、调整干部，不准涂改干部档案等。同时，中组部还及时配套制定了《关于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的意见》，作出“十个严禁”的纪律规定，在严格人选把关上提出“四个不得”措施，在严厉查处违规用人行为方面提出“五个一律”规定，坚决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今年初，湖南省通报，衡阳市雁峰区原副区长朱松泉存在不符合任职资格、没有履行相关程序以及突击提拔等问题。由此，衡阳市免去朱松泉的职务，按科级职务安排工作；同时，对时任常宁市委书记、组织部长、雁峰区委书记等6人诫勉谈话或给予党内警告处分。一人违规提拔，既处理当事人，又追究责任人，这是近年从严问责违规用人的一个典型案例。

　　而今，新《干部任用条例》对追究责任的主体作了细化——凡用人失察造成严重后果的，追究党委（党组）主要领导成员、有关领导成员、组织（人事）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有关领导成员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关于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的意见》也提出，建立倒查机制，强化干部选拔任用责任追究。

　　从严考核，防止“为官不为”

　　站在领奖台上，一般都是取得好成绩、获得荣誉，然而这一惯例被陕西渭南市打破。10月23日，在渭南市召开的2014年综合观摩暨第三季度工作讲评会上，有6个县市区因为“较差”也上台领奖，领到的是赫然写着“最后一名奖”的“黄牌”。这一“突然袭击”，着实让6个“后进”单位羞红了脸。

　　长期以来，对单位和干部的考核测评、奖惩机制一般都倾向于突出表扬“先进”，而忽略了“后进”，这让部分干部认为即使不创先、不争优，也不会受到批评，于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而“最后一名奖”的出现，给“为官不为”的干部敲响了警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认为，解决“为官不为”问题，应建立起科学的人才考核评价机制，用完善的激励机制防止“太平官”思维。

　　GDP“统考”时代，干部争着往经济发展态势好的地方跑，有人戏称“无论谁坐在这个位子上都能在考核中拿到好名次”。相反，需要“啃硬骨头”的地方却鲜有人问津，干部们抱怨“在这些地方往死里干也拼不过常年拿前几名的地方”。于是出现了“两头减压”现象，这两类干部都缺少干事的压力和动力。2013年底，中组部出台《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立下考核新规，突出科学发展导向，明确政绩考核要看全面工作，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实际成效。新规明确，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层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职责要求，设置各有侧重、各有特色的考核指标。

　　各地也陆续出台新版考核办法，对考核结果运用“动真格”，严惩“为官不为”各种行为。河北推行干部使用“综合量化提名”办法，将近3年年度考核成绩纳入干部提名环节；宁夏规定，领导干部年度考核被评为不称职等级的，要降职使用；甘肃明确，领导班子被评为较差等级的，对班子主要负责人降职或改任非领导职务，其他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提拔使用或平职交流到重要岗位任职。

　　从严监督，“为官”就该“不易”

　　上班“淘宝”、炒股、打牌，午休时间和朋友小酌几杯，端午发串粽子、中秋发盒月饼……这些曾被认为是司空见惯的“小事”，如今却成为广大干部严守底线的“行为禁区”，甚至可能会因此被中纪委官网点名曝光。自中央八项规定施行以来，官网已通报批评了上千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案例，不少干部慨叹，“官不好当了”。

　　对于社会热议的“为官不易”“为官不为”问题，总书记指出，如果组织上管得严一点、群众监督多一点就感到受不了，那是境界不高、不负责任的表现；领导干部要做到“三严三实”。

　　对此，山东日照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邹斌芳深有感触：“从严，就要对干部监督管理的时间、空间、内容、重点等都进行扩展和延伸，从八小时以内延伸到八小时以外，从工作圈延伸到社交圈、生活圈、家庭圈，从思想政治延伸到生活情趣，从事中、事后扩展到事前严早、严小、严预防，从关键岗位人员扩展到所有党员干部。”

　　中央党校党建部副主任戴焰军则认为，从严管理干部，制度是根本，要通过一系列监督管理干部队伍的制度来规范干部行为规范，令其行之有矩。他举例说，近年来中央先后出台系列规定，严查党政领导干部违规在企业兼职、超职数配备干部、干部履历造假、“吃空饷”等问题，就是从制度层面筑牢严格管理干部的“防火墙”，干部监督呈现的是有规必依、执规必严、违规必究的高压态势。

　　“当干部不容易，事业才会有希望；当干部不舒服，老百姓才会舒服一些。”只有这样，干部队伍才能真正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

（《人民日报》，2014年11月4日，17版）